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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塔奇曼:历史从她的生命里推演而出   

历史从她的生命里推演而出

 

云也退

 

 

“他大摇大摆回到白宫去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两个睾丸碰得叮铛的响。”——某记者搁杜鲁门身上的话,被《光荣与梦想》一引,倒成了作者曼彻斯特的金字招牌。人们觉得,这就是曼彻斯特历史纪实的画风,纪政治人物的实,史料扎实而又不失想象,时不时地给点“神来之笔”。

 

《光荣与梦想》一百余万言,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将近百万言,撰写这些篇幅超长、今天一般叫“非虚构”的作品的都是些怎样的人呢?他们得一头扑进资料堆里,竟然还能带着作品爬出来,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在雷雨之夜昏天黑地地钻出下水道,腿上捆着完好无损的一套账册那样,简直是奇迹。比曼彻斯特年长,比夏伊勒年轻,另一个美国人芭芭拉·W.塔奇曼也留下了几部厚重的历史著作:《八月炮火》、《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等等,篇幅未必够得上“卷帙浩繁”,看内容含量却足称“巨制”。但是,塔奇曼在文集《历史的记技艺》里却说:我们这些人的强项并不是查资料,相反,我们强在有能力不海枯石烂地一直查下去。

 

她的意思是,查到一定程度就“收”的功夫,以及写的功夫,是更重要的。研究的诱惑无止境。我深有体会:多年前我翻译一本历史评传性的著作,查一个历史名词,浏览过一页维基百科,扫到几个有趣的细节,又分别点进去看,结果一个上午都没能完成一条注释,而当时一时兴起记下的两个研究计划,后来也断了下文,永远停留在“计划”的层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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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曼讲到了另一件反面例子:她遇到一位女教授,每年要花六个月的时间在档案馆工作,研究美国—摩洛哥关系,在这方面,她是国际上屈指可数的权威,然而,直到年逾古稀她还在做新闻简报,就是不曾停下来,“花点时间向世界讲述她所知道的故事”。她没有写书。

 

顺藤摸瓜地穷尽一个主题的一切,能给人巨大的满足感,而停下来整理自己的知识,建立架构,条理谨严地写成书,却可能是痛苦的,相当于从舒适的襁褓里爬到车水马龙的街头。写书必须基于一种更强烈的渴望。塔奇曼的《骄傲之塔》,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五年间欧洲精英群像,我在读到其中写法国的一章“我要战斗!”时,发现此章中登场人物之密集,交锋之激烈,转折之频繁,核心人物切换穿插之快速,比之前三章犹有过之。法国的事情本来就以混乱、多内讧、多反复著称,1897—1899年德雷福斯事件持续发酵,政党,军队,民族主义者,反犹派,自由派,独立民间人士,纷纷绞成一团,要梳理清楚所有的关系,掌握每个人物的特征,一位学者豪掷三年五载也不奇怪。

 

而那也是塔奇曼作“最困难的取舍”的时刻。“我跳过了告密信、笔迹鉴定和作伪证等情节——这些都是德雷福斯案的具体细节,区别于德雷福斯事件——以便把注意力集中于法国社会,同时向读者交代方便他们理解的背景知识,可是这一行为几乎将我自己逼上了绝境。”最严重时,她也遇到了一整天写不出一个字的困境。千头万绪,无所适从。

 

在欧美,一流作家大多乐意像塔奇曼这样,跟读者分享写作中的真实体验,顺境的得意,困境的历练。在法国这一章里,我甚至能从字句之间读出作家的焦虑和遗憾:有些地方她似乎没有尽兴,有些地方,究竟是否该一笔带过,她自己有过犹疑。一个个愣头青从她的故事里跳将出来,就像在读一份法国大革命实录,每个跳出来的人,后边都跟着一大群咋咋呼呼的群众,每个发言的人都有一支或大或小的后援团。我们原先对德雷福斯事件的了解,在这一章节前暴露出其犯罪般的简略,仿佛左拉一出,群魔便告退散。事实上,左拉只是这段故事里的一个浪峰而已。左拉死于煤气中毒,有舆论指出系仇人所为,可惜塔奇曼没有对此展开——也许是忍痛砍掉了吧。

 

美国是做研究的圣殿,其发达的图书馆、档案馆、科研基金会系统举世闻名。但是,浩瀚的开放的书籍档案不只填饱研究者的胃口,更检验着他们消化、表达、取舍的本事。在纽约出生并定居的塔奇曼,差不多是在30岁生完最小一个女儿(她共育有三女)之后,才以一个家庭主妇的身份投入研究和写作的,她放弃了骑马、园艺和厨艺等早年的爱好,一周最少工作五天,每天从早晨九点工作到下午五点半,不过,对她来说更贴身的伴侣并不是书,而是一些4×6英寸的资料卡片——她用它们来缩小兴趣范围,免得陷身书海,难以自拔。

 

而她写成的书,对书评人也是考验:书评人也得克服一读再读的诱惑,去设法形成自己的看法,再形诸长度有限的文字。假使,你在她书中遇到过某个有意思的人物或事件,碰巧你也比较熟悉,有心由此写起,但你回头重读,便会失望地意识到,塔奇曼已经写得够多够翔实,沟沟坎坎全部捋到一遍,除了抄上三五百字外,你简直别无置喙的角度。你放弃了“由点入面”的计划,企图“由面入点”,先宏观后具体,可你面对的是一个用巨量细节组合起来的架构,巨细靡遗,井井有条,不仅使简赅的评述显得力有不逮,即使能说的“面”上的话,也已被她自己在书中滴水不漏地说过一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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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骄傲之塔》里,往往是此类词句让我眼前闪亮,精神振奋:1900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整个美国倾听了无数演讲,阅读了无数篇报刊专栏,翻遍了每一个支持或反对帝国主义的理由”;1897—1899年这两年间,“法国纵身跳入历史上最大的骚乱之一”;在维也纳眼里,柏林是一个“没有教养的暴发户”;西班牙是“国家中的亡命之徒,看待生命有一种悲剧感……它的国家运动不是游戏,而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危险游戏。”国家、城市、民族都被人格化了,但措辞、界定都十分准确,绝无“中国人民都愤怒了”之类辞令的虚浮轻躁。充填细节和恰当表述,两者无一可偏废。

 

《八月炮火》出版后,许多书评人或批评家都说,此书写出了一战前夕欧洲政治家的“愚蠢”,让塔奇曼很难过,她从没用过“愚蠢”一词,那些轻率的论者看到的只是他们想看的东西,或者说,以他们的能力,他们只能把那些将整个国家带入战争的人理解为“愚蠢”,就好比许多缺少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把日本流行小说中装在便当盒里的孤独当作自己的孤独。

 

塔奇曼搞历史写作,受惠于其外祖父的影响。亨利·摩根索,曾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也是著名的战略学者,《历史的技艺》里收的一篇“同化论者摩根索的两难”就是写他的。1914年8月10日,年方2岁的塔奇曼同父母和两个姐妹一道,乘船前去土耳其看望她的外公。她母亲远远望见两条德国战舰被英舰追击,逃入达达尼尔海峡。来到摩根索府邸,她便向父亲提起所见,摩根索立刻要求她将场景原原本本、要言不烦地描述一遍。整整五十年后,这个场景被塔奇曼还原到了《八月炮火》之中。

 

“你在将近五十年之后感受到了那条船的激情,你让我热爱的那条船不朽了”。《八月炮火》发表后,一位读者在写给塔奇曼的信中写道。他正是当时追击德舰的巡洋舰之一——“不屈”号上的一员。这信实乃最大的褒奖,褒奖她的研究质量和犀利的感受力,就仿佛是历史出面,肯定了她的成就。

 

说到底,塔奇曼扎进资料堆后还能出来,是因为她感受到了一些什么而“不吐不快”。看一个历史人物的回忆录、日记或书信,能身临其境地体会到此人的心情;观察一群人的动态,会觉得他们受着一些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摆布。塔奇曼是先写《八月炮火》,后写《骄傲之塔》的;在《八月》中,她提到了20世纪早期的比利时诗人埃米尔·凡尔哈伦:

 

“他一生都是和平主义者,献身于摈弃民族分界的社会、人道理念,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开始憎恨德国侵略军时,他一生的信仰开始坍塌。但是他又写道:‘当此仇恨满胸、良知不存的时候,我把这几页的内容,连同最深的情感,献给从前的那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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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写完,而这句话还在打动她。“他的自白对我来说是那么心酸,那么强有力地唤起我对一个时代、一种心境的遐想……它贯穿了《骄傲之塔》直至最后一章。”

 

1912年生,1989年卒,塔奇曼不只为了“亲历历史”而生,而且还“实践”之。《历史的技艺》本名就是“实践历史”(Practicing History),内中的多篇文章,透露出塔奇曼在她20多岁的时候经历过多少一线大事,比如“马德里在读什么”一文证明她报道过西班牙内战。到了二战,她在美国战争信息中心当一名工作人员,给写《史迪威》伏了笔。《八月炮火》的章节曾在利物浦的《每日邮报》和法国的《黎明》上连载,而《黎明》正是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首发左拉“我控诉”一文的媒体阵地。她在为《骄傲之塔》准备材料的时候,肯定经常会有人生接入到历史,抑或反过来,历史从自己的人生里“推演而出”的感觉。

 

也许《光荣与梦想》让你觉得作者把他找到的一切都倒进了书里,也许你可以去读塔奇曼,她不仅有作品,还有一本包含了很多创作谈的《历史的技艺》,你可以看到这些作家的如椽之笔中,藏了多少结构、编排、剪裁、取舍的心血,可以看到他们体验他人内心世界的巨大热情。与威廉·夏伊勒不同,塔奇曼说她不能书写当代史,她必须隔开一段时间的距离。因而,夏伊勒写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简直是奋一支笔杀透重围,告诉人们“刚刚发生了什么”;而塔奇曼告诉人们“过去发生了什么”,她乐于收拾旧山河,让人类的闪光时刻成为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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