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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我身上的那个老女人   

活在我身上的那个老女人

 

云也退

 

 

“记住,你二三十岁时读不下去的书,到你四五十岁时会为你打开一道道大门。”——这句话出自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的导言。那是她四十多岁时的创作,被誉为小说中的《第二性》。在作家中,很少有人像莱辛那样,如此尊敬时间,承担时间压给自己的灵感和写作任务。四十多岁时,她就必须写只有四十多岁的女人才能写的书,哪怕二三十岁的读者不爱看,嫌书中的世界离自己太遥远。

 

仿佛一言成谶,当莱辛年过六旬,写出《好邻居日记》时,她就挨了不轻不重的一记闷棍。她的文学经纪人按惯例把书稿寄给莱辛的长期合作方——乔纳森·卡普出版社,出版社按老做法,请了一批读者到办公室里来,把新收到的手稿都放在书架上任他们挑来看。《好邻居日记》刚好落到一个23岁的小文青手中,结果,此人出具了一份鉴定报告,编辑部看后讨论了下,把小说给退了。

 

不过莱辛并未直接受到打击,因为她找了个替身——一个化名:“简·萨默斯”。“简·萨默斯”写了《好邻居日记》,“简·萨默斯”经历了小说中的所有故事。莱辛,作为成名作家,是想借此从名声中解脱出来,也想赢得一些纯粹的、不掺水的好评(她有这个确信)。然而,读者不认账,自己曾经的编辑伙伴竟也没能认出自己的文笔。于是有关人等不得不出来披露真相。舆论哗然:哗然的对象不是莱辛水平太次,而是出版社太没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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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英国人对莱辛还是很爱护的,但不妨心平气和地看,《好邻居日记》怎能博得一个23岁年轻读者的喜好?《金色笔记》里尚且写了如月经之类所有女性都要面对的问题,《好邻居日记》写的完全是“老女人”的日常:女主角,也就是“简·萨默斯”(昵称“简娜”)自己,将近知天命,性情忧郁,思维琐碎,身为一份妇女杂志的副主编,膝下却没有孩子。她勉力维持不错的容颜和身材,但严重恐老,不敢想死亡,母亲病重时她没能给予足够的关怀,丈夫辞世,她又躲得远远。

 

“他们在想——我一直在想——我以前这么想,”简·萨莫斯说,“这些人干吗还活着?”她希望视野里不要进来一个老人,像害怕死神一样害怕他们。莱辛写出了我们这个社会里最大的真实,但它恐怕真的无力击中二十来岁的读者。

 

简·萨默斯好在还能自省,她知道自己不完美,甚至不算是个好人。在冷漠地送走两个至亲之人后,她认识了一位真正的老人:92岁的莫迪·福勒。她不仅老,丑,而且肮脏,贫穷,可部分是出于负疚感,她去与福勒太太交往了,隐隐地想借此补偿母亲和亡夫。

 

所以《好邻居日记》有一种歌德、卢梭以来“教育小说”的味道,主角要在经历中成长,收获个人教育。在“日记”中,简·萨默斯说她一直在思考自己该怎么生活,怎么跟记忆共存,她分析自己的婚姻,曾经多么享受性爱,在丈夫走后多么渴望与他交谈。莱辛的理想读者,能从最初那个各种自私各种害怕的女主角身上看到一些值得同情的地方:她疏远将死的亲人,是因为她害怕失去对生活的掌控;然后,读者会赞许她的自我剖析,进而去欣赏她对老太太的慷慨接受——她成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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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去世以后,我们最后悔的,就是从前没和他们聊够。”怎么办?“现在我就是一个人。我应该去看莫迪。”一个孤身中年女人去与一个孤老作伴,这一幕让人不忍直视。我们心照不宣地不去想它,选择去看美好的东西:年轻的身体,阳光的容颜,安宁,富裕,闲适。西蒙娜·德·波伏瓦说过,“老龄揭穿了我们整个文明的失败”;老龄属于西方文化里的“一个禁忌话题”,社会把老龄看作一个可耻的秘密,最好提都别提,人们不想了解老龄的细节,就像不想了解法医或遗体整容师眼里的人的样子。

 

即使在关于“他者”的理论中,老龄也是不太被提到的。很少理论家乐意把“他者”想象成老人,除非他们支持文化上的排他。但在简·萨默斯渐渐把莫迪看作自己的情感需要。她的心思是复杂的:一个比自己老得多的老人,可以让她觉得自己还很年轻,照顾那个老人又能缓和她的罪疚;不知多少次,老太婆的模样和处境都吓坏了她,可她逼迫自己在日记里书写她(“下唇垂着,唾液在那里聚集起来,再滴下来,聚起,滴下”),写她的生存环境(卫生间是“一个窄小的水泥小屋,老式无盖马桶,一根破损的金属链子,下面接了截绳子”)。后来,她能给老太太清理房间,能给她擦掉衣服上的粪便。两人熟稔后,莫迪告诉她说:“歉疚是你的命运。”

 

莱辛写的都是“日常”:孤独的人只能互相回忆往事,老人只有靠倾诉来寻找安慰,没有更好的办法。书中有好几个“幸福的事”、“乐事”,简·萨默斯在倾听的时候认识到在中年和耄耋之间有一根根让人高兴的纽带。她喜欢莫迪对自己一点点增强的信任,也接受了她的依赖(尽管她有时也对她发火,然后又自责不已),最后她理解到,莫迪已经把自己放在跟她生命里美好时光同等的位置上。她有了期待:“简娜”总会来的。

 

简·萨默斯忘记了污秽,她还看到,莫迪直到92岁时仍然可以紧紧把握自己的生活,她永远在抵抗着身体的衰败,她用她自己的方式发泄着对时间摧残的愤怒。了解到莫迪如何思考,简·萨默斯在两个方面改善了自己的生活,首先,她按照莫迪的建议,开始别有兴致地写一本历史小说;其次,她把外甥女吉尔带到自己家来住,还带着吉尔去见莫迪,三人组代表了一种年龄的连续,挑战着年轻和年老之间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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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两极分化是西方尤其是英美文明所预设的。波伏瓦指出,崇拜年轻人是西方的痼疾之一,在20世纪,老龄和人之必死取代了性的位置,成为彻底不能言说的东西。人,尤其是女人,觉得难以面对老龄,因而选择视而不见,唯独莱辛在这方面总是那么勇敢,而她并没有说出什么惊人的见地,她只是叙述了我们普通人是如何艰难地学习与老龄相处的,比如,我们就像简·萨默斯一样,把老龄看作“第二个童年”,互相告慰说,对待老头老太,其实就像对待小孩一样,无非照顾其基本的饮食起居罢了。奥地利作家盖格尔的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他写了一本小书《流放的老国王》,其中真诚地说,照顾老人和幼儿能一样吗?幼儿有未来,而老人没有。

 

莱辛也没有提出什么妙招,来克服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互相疏远。唯一的方法,很传统,就是理解和沟通。简·萨默斯后来用莫迪的名义来写日记,她把自己想象成莫迪,捕捉后者真实的煎熬感:不只是忽略身体的衰弱和疲惫,还要企图骗过它们。每个老人都有一种假装自己还年富力强的冲动,而它必然会受到打压,此时就要挪用梦想来补缺,像莫迪就一直念叨着:简娜会搬来和我一起住的,她会的。

 

你看着一个老人,就是在看一个未来的自己。那是一面遥远而又迫近的镜子,而你正跑步向前。可是二三十岁的人别说面对老人,就连这个镜子的事实都不愿面对。那位给《好邻居日记》写鉴定报告的文青,二十多年后在《纽约客》上发了篇短文,说他当年曾被很多人指着鼻子说,你不就是那个有眼不识泰山的家伙吗?他曾为此迁怒莱辛,拒读她的小说,现在则能平静地说一句:我理解她。确实,很多事情只有时间才能解决,很多扇门只能靠时间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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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保持着良好的健身习惯,一周去三次健身房,天天晚上跑步——你不曾想过有一天这些事你都做不了了;你去跟闺蜜们泡吧聊天,也没想过有一天,你会觉得那个地方不再适合自己,不再方便踏入。所有人都在避谈衰老,即使谈,也是以一种勉强的自我解嘲,一句“我老啦”是给自己减压,或是设法把自己和听你说话的其他人偷偷扯平。

 

盖格尔说得没错,老龄意味着再无意外。《好邻居日记》就是以莫迪之死结尾的,她活到了简·萨默斯的身上,现在,简娜可以长久地坐在咖啡馆里啜饮,观看,倾听。她不再惧怕路边坐着的怪物们,而很乐意去听她们叙说。在续作《岁月无情》中,莱辛写了一个中年女人的爱情故事,同样一开头就能让人猜到结局。在莱辛的小说里,温情就像是敷在生死簿上的粉末。

 

但简·萨默斯到底战胜了对衰老的恐惧,同时,她也拒绝社会对中年危机的种种想象:松弛、衰朽、停滞。她在成长,重估自己的经历,重新发现自我,重组价值观,冲着一个愉快的、有意义的老龄而去。在中年,人必须确立、保卫、珍爱自己的真实,必须用一种偶像破坏的激情,去质疑流行文化里关于性、爱、婚姻、死亡的种种顽石般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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