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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毕竟自由而得体   

我的灵魂毕竟自由而得体

 

云也退

 

 我的灵魂毕竟自由而得体 - 云也退 - 写下就是永恒

 

共产时代的东欧文人,有一点最招西方同行的嫉妒:在他们所处的世界里,书写下来的文字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核心位置,每个人每天都必须高强度地看字读字,报纸,杂志,文件,书,日记,乃至各种便条,或是以纸张以外的物质为载体,比如墙报和时事新闻。重要作家、诗人、文艺家,被政府认证为国宝的文化人,出一本书是荣光万丈的事,媒体一拥而上,评论家奋笔疾书,要员陪同到各个推广现场。他们的黄金时代一直延续到了1989年后,从炽热美好的现实,转化为他们撩着额间的白发情不自禁地缅怀的对象。

 

马洛伊·山多尔不属于这一类作家。他缅怀的事情早在伟大时代启幕之前就都陆续发生过了,所以他不受欢迎,而大半生飘零他乡,也导致他在祖国名声黯淡。但到了1990年代,已不在人世的马洛伊迎来自己的春天,英语和法语专业读者发现了他,匈牙利人则盛赞他是本国作家里履历最清白的一位,最绝的是,就连匈牙利人都只是到了最近两年才知道,原来马洛伊最被熟读的作品之一,《一个市民的自白》,是他自己修改过的“洁本”,那个差点被废掉的初稿全本,不久之前才刚刚重新整理出版。

 

虽说世事并非只有黑白两色,在被重视和被冷落之间,还有大片的中间地带,但是同红色卫星政权愈行愈远,我们已很难看出,像《一个市民的自白》这样的书,有什么明显的理由招致冷落甚或敌视。它是一本早年经历的回忆录,是一份细致的个人档案,作家不想把陈情往事,连同他摄像机般发达的头脑一同带进坟墓里,但在整理它的时候,他又百般淘洗,剔净一切冗余的情绪,用流水般的见闻来表达因见到这一切而生的谦卑的感激。这些经历是以内心戏的方式串成的,再美好的部分,如爱情与婚姻,都没有摆脱怯懦、恐惧、感伤以及诸多偶然因素的促合。经由内在视角观看,这段往事既不是峥嵘的奋斗,也谈不上恣情的流浪,马洛伊引导我们朝拜一个神灵,他驱驰着他,一次次在含混的动机之下前进,撤退,拐弯,逃跑。

 

这个名叫“命运”的神灵,安排他降生在一个刚刚崛起不久即露出没落之相的市民大家族里。在马洛伊的心理现实中,只要那些各具特色的家族成员最终(必然地)不知去向,死了,或是从他的视听所及中消失,他就会感觉从稚童到少年的十几载只是一场梦:“一个曾经存在的大家族;难道它就是这个样子,仅此而已?只剩下名字和照片,一张嘴、一双眼睛和几个手势,几件家具……”

 

14岁那年,马洛伊在一个亲戚的乡村别墅度暑假时离家出走。理由不太分明,没有什么明显的事件刺激到他。他比读者更想知道原因,他一连问了几个“为什么”,最后说,他很难用明智的头脑理解“摆在面前的东西”,理解自己为何不肯坐享其成,同自己与生俱来的、原本归属的阶层和睦相处。可能的、简单的答案,都是经别人的嘴说出来的,“有位作家”的解答,“有个女人”的分析……,也许,只是也许,“在我体内泛滥着一个濒临灭绝阶层的无根性”。

 

14岁那年,按基督西历乃是1914年,人所共知那个夏天发生了什么。昏头昏脑的政治家们将欧洲变成了一台伟大的屠场,而马洛伊,他只对没有明显外伤的尸体有兴趣。所有的山呼海啸,天崩地坼,都在内心发生。生于1900,比他大一轮的欧洲人,此刻都明了了自己的使命,而他还可以在世纪初的白茫茫一片里寻找自己灵魂可以依托的浮木,而最终,情况刚好相反,是浮木依托了他的灵魂。

 

他自由行走,至少让我们感觉他在自由行走。在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奥地利,又回到匈牙利。奥威尔在一篇随笔里写:“我们的语言要描述我们头脑中发生的任何事,几乎都是束手无策的,技巧高超的作家,例如特罗洛普和马克·吐温,在开写自传时都会说他们不打算写自己的内心生活。”而来去由心的马洛伊将书写的中心从头脑迁到了灵魂,专注于那里的震颤和骚动——那灵魂灵敏得如同一台分贝仪。只是在莱比锡读了卡夫卡,他就开始“在惊恐中迅速开始写作”;客居法兰克福,他能既意识到“某种使命”,又感到自己的软弱,他觉得“我生活在青春的迷雾里”,“我对唾手可得的成功感觉良好,但又不太看重这种表达的机会。”


我的灵魂毕竟自由而得体 - 云也退 - 写下就是永恒

  

在这里,我发现了马洛伊后半生苦受冷淡的根源。他的关注太容易投射回自己身上,在他纠结缠绵的自我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特别是“民族”、“国家”、“阶级”这类政治意识形态所赖以维系的中心概念,是真正存在的。家族不一定存在,存在的是一个个个体成员,当他们老去了,消失了,家族就缩减成区区一张照片,一页心灵档案,被拎包远去的继承人带上路途;民族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人组成的,把众人统合为一个便于统一指称、统一指挥行动的全体的,一样是动机难测的虚构。“我开始怀疑,要了解一个种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马洛伊写下他离开德国时的感想,“一个人要对一个民族做出‘判定’,那是一种非常轻率、不负责任的做法,他只能基于僵化的、总是有些专横的印象……”

 

在德国,匈牙利人是“高贵的外国人”,马洛伊体会到了当地人的友好,但这一大半要归因于语言互通,所以,到了英国和法国,“感觉当地人谈话时,总有什么事瞒了我”,也不表明英国人和法国人就故意排外;而且,即使切身感知到德国人的善意,德国也不是一整个本质化的、无高低起伏的国家,德国是符腾堡的森林,图林根的群山,西里西亚的沼泽、勃兰登堡的湖泊,是魏玛、法兰克福、莱比锡和慕尼黑,也是席勒,是歌德。德国既是所有这些的总和,又不是它们的简单相加。甚至,当这些都被疾走的列车甩在了身后,那个被“我”抛下的德国,就不再是它之前的样子了……

 

他谦虚地称自己“记性不好”,“我只对那些排成重要而松散队列的‘事件矩阵’留有记忆”,所以,事件像流水一样从他的笔下经过,风景也源源不断,每一个地名都有同它相关的鲜活画面,一个桀骜的亲戚,一幢建筑,一些女人或一些小贩。马洛伊是线性的,像雄孔雀一样带着一条条华丽的记忆尾羽,但他很少在这一段记忆和另一段记忆之间找出与自己无关的联系——作家的谦卑,也是他自豪的地方,每一件事和每一处风景,都因为是我观察、我体验、我记录而拥有留存价值,是我来,是我看,也是我离开。

 

我读到三分之二的地方,突然去翻书的结尾,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事。一本书读来津津有味,每一页都会细览再三,内心希望作者能写得尽量长些,一页纸多装些字,推迟结尾的到来;一本书味同嚼蜡,则看了一半就会放弃,对故事本身也没有了解完整的热情。马洛伊的这部书,为何让我有这个冲动?

 

因为我似乎被书中描写的这个世界,这个因作者执着探究自己幽邃的内心而更加显得扑朔迷离的世界给缠卷了进去,致密的语言肌理,连绵不断而又火花四溅的思绪,没有半点费解之处,但每一句都仿佛在我自己身上也发生过,包括某些我从未经历的事实:离家出走,客居他乡。在每一行句子上,我的视线逗留再三,乃至非但不担心它结束得过早,反而冲动地想要知道,这本书到底有没有最后一页,从内心踽踽走过的事件队列有没有尾巴。

 

有,当然有。然而,马洛伊在结尾之前,再次展示了他令人爱不释手的坦率:“当作家写这类文字写到‘尾声’时,该在哪里画句号呢?”他本人也犯难,必须从许多个事件里选取一个。他到那时所经历的事情,正如透过内窥镜窥看脏器一样,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部分的价值都等量齐观。最后,他选择了父亲之死,他死得像一位绅士,得体得可怕:早早起来,告诉家人“这是我最后一天”,临终时攥着儿子的手,跟医护人员说“我安排好了,先生们会得到酬金的。”

 

马洛伊写书的时候,大概是有着轻歌剧或交响乐之类的伴奏的,不在有形的室内,就是在无形的心里。在他的生命里,岂有一个时刻是可以不经灵魂的掂量而匆忙放过的?奥威尔说得没错,人在任何时候的思想都不过是一股“无名事物流”,它们不可描述,而语言的书写乃是强不可为以可为,企图迂回地逃避头脑的孤立的运动状态。可是,马洛伊描述的,却是那混乱无序的运动在灵魂上投下的片片倒影。“有朝一日,心灵踏上旅途,世界一片混乱。我们未经思考、没做准备、身不由己地踏上冒险之旅”,为什么如此自信?因为他属于那样一代人,只相信那升腾于肉身之上的东西,强健,高峻,自由而得体。只有死亡才能阻止他的自由,而他则说,我属于这样一代布尔乔亚,我们到死都“相信精神的抵御力能够遏制芸芸众生的死亡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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