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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在彼得格勒   

毛姆在彼得格勒

 

云也退

 

毛姆在彼得格勒 - 云也退 - 写下就是永恒

  

英国文坛的传奇人物,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在他七十岁之后忙于应对众多出版商不约而同提出的一项请求:写回忆录。毛姆一一拒绝,唯一答应了一家,写了点连载,还让一些正人君子不满,说他对前妻落井下石,有违“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金律。后来,人们又判断说毛姆已经写不动了,这些文章主要出自他的私人秘书兼男宠阿兰·西耶尔的操刀。

 

既然毛姆需要帮助,那就大家一起来吧。各路传记作家纷纷登门,最多的时候,有十一名作家垂手而立,等待皇帝的钦点,给自己一个沾光的机会。毛姆承认他认识当世的许多名人,丘吉尔,萧伯纳,罗素,吉卜林,卓别林,戴高乐,从政经要人、文坛大腕到影视明星,应有尽有。于是很多人绘声绘色地传播他的社交“秘闻”,毛姆听了直苦笑:我见过甘地了?我怎么不记得?

 

毛姆基本上没怎么回忆过自己同名人的交往,因为这不合他的脾气。他待人的时候会鉴貌辨色,因人择礼,常常庸俗得让人不安。他的侄子罗宾在回忆录里说过两件事:第一,毛姆有次邀请一位女宾到他的别墅,女宾看见什么夸什么,唯独忽略了客厅里的一幅画,毛姆很不高兴,私下对朋友说:“这幅画价值连城。”第二,他同一个年轻人共进午餐,吃着吃着,他突然指着桌上的一盘菜说:“你大概以为这是稀粥吧,其实这种菜可高级了,做一道需花很多钱。”

 

他虚荣,嫉妒,势利,然而一旦写到纸上,他就逆刃相向,剔肉及骨,去一一揭穿人们的庸俗、自私、嫉妒和失败。他很少提到名人的名字,也算是给他们留个面子,但是,有一个人他不仅提了,而且还不止一次,那确实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孟什维克的领袖,1917年,他曾在内忧外患中的俄国暂掌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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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斯基

 

英国情报局有聘请文化名人执行间谍任务的传统,人们熟知的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和哲学家以赛亚·伯林都干过这一票。文化名人很容易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行动自由,面子也大。1905年,毛姆还是初露头角的年轻作家,曾在卡不里岛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十二年后的春天,沙皇第一次掉下王座,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孟什维克党人入主冬宫。6月,英国情报局突然想到派毛姆去俄国走一趟。当时一战还在进行,毛姆要做的,就是带一笔大钱给克伦斯基,劝说他尽量让俄国军队留在战场上。

 

毛姆并不太乐意去,他是在纽约辗转时得到使命的,之后,他便由东京转去海参崴,然后坐上横穿西伯利亚的列车,一路颠沛抵达彼得格勒。在俄国,有一个黑发美妇人是他的密友:莎莎·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王子彼得·克鲁泡特金流亡英国时生下的女儿,社会主义者,跟克伦斯基也很熟悉。她为毛姆出力,帮助他接洽上了克伦斯基。

 

毛姆还认识一位名叫鲍里斯·萨文科夫的俄国人,此人写过一本自传,叫《一个恐怖分子的回忆》——显然,情报部之挑中了毫无间谍经验的毛姆,他的人脉也起了关键作用。萨文科夫参与过最大的一桩恐怖活动,是1904年7月28日,沙皇的内务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莱维遇刺案,那天,他的雪橇被一颗炸弹投中,送医后伤重不治。萨文科夫作为主谋于次年被捕,判了死刑,但越狱成功,又活了将近二十年。这起震动俄罗斯的案件,当时还被英国大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看中,借题发挥,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在西方的目光下》。

 

在罗宾的回忆录里,毛姆跟他描述过克伦斯基是个什么样的人——这类人特别能引起毛姆的兴趣:他完全不称职,身体羸弱,头脑也不发达,言语夸大,行动迟缓,确实很有些名望,但接受的教育太有限,想象力和人格魅力都很缺乏。他莫名其妙地蹿升到高位,立刻被国内外的事情所压倒,身边则是一群根本仰仗不上的谄媚之徒。毛姆发现他整天魂不守舍,那时列宁就在彼得格勒,就连具体的匿居地,得到的情报都够用了,但克伦斯基不敢派人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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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与列宁,就藏在克伦斯基眼皮底下

 

两人来往了好几天,竟然都没谈什么正事。一见到驰名遐迩的大作家,克伦斯基似乎忘了他眼下的要务是什么,兴冲冲地要听他在世界各地的见闻,热络得就差设坛磕头、结金兰之好了。正事当然也要谈:克伦斯基问起,为什么《泰晤士报》对俄国这么不友好,为什么英国派了一个不得力的人来做驻俄罗斯大使,为什么没有兑现对俄的武器支援承诺。毛姆用密电把这些内容发回英国,同时他告诉那边,俄国要完,布尔什维克的获胜在所难免,不论是在宣传还是在组织上,协约国都无力阻止这一时刻的到来。

 

8月26日,一封紧急情报送到东宫:布尔什维克即将起义,消息确凿。克伦斯基之前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一得知自己的处境已相当危险,就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后来的一个早晨,毛姆躺在宾馆里,还没下床,克伦斯基就闯了进来,一边看他穿衣服,一边口授了一份绝密情报给他,让他转告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

 

此时,本来对这趟任务兴味索然的毛姆,也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俄国做点什么了。他接报后乘驱逐舰从奥斯陆出发,经苏格兰,转乘火车来到伦敦。11月5日,他见到劳合·乔治,首相的表情很激动,一个劲地说,啊,我太喜欢你的戏了,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毛姆把情报转给首相,他这才沉默下来,不声不响。过了很久,首相才说了句:“我不能这么做。”

 

“那我怎么跟俄国那边交待呢?”毛姆追问了一句。首相告诉他,你往我这里推便是。旋即,他的身份又从政治家转回到脑残粉上面,说自己有崇拜他的这个剧那个剧,最后他说,我要去参加内阁会议了,就此告辞。

 

英国拒绝了克伦斯基的个人求助。若非两天之后十月革命爆发,毛姆很可能会动用自己的资源,设法回到俄国营救克伦斯基。跟劳合·乔治相比,克伦斯基把俄罗斯的当务之急放在一边,让他很受了点感动:他嘲笑世人的愚蠢,但对那些被命运玩弄的弱者是真有同情,因为他自己也有切身体会。据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斯所说,毛姆的俄国报告是被英国官方完全认可的,他在乱局中的预判力也得到了事实的证明;而罗宾则讲,毛姆对那段经历深怀愧欠:“要不是我在俄国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也许整个世界的局面能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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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斯基

罗宾曾答应毛姆,不在他身后写传记,然而毛姆去世还不到一年,罗宾的回忆录《我的叔叔毛姆》就出来了。后来他又写了两本关于叔叔的小书。他笔下的毛姆,几乎就没有过开怀大笑的时候,见识过的人,经历过的事,都很容易激起他的悲哀。对克伦斯基,他没有批评,绳之以政治家应具备的素质标准,而是感慨,命运何必将一个凡人推上他力所不能及的岗位。克伦斯基跟他笔下的很多人物是相似的:在本能的干预下,在种种偶然的安排下,一个人踏入了他并未准备好要踏入的关系,不明不白地爱上了另一个人,又憎恨她,又痛苦于自己的憎恨……

 

“我实在没法相信他的升迁仅仅是事出偶然,而能坐稳这个位置仅仅是因为没人来顶替他。随着谈话的深入,我似乎感受到了一丝可悲,我觉得自己很为他难过。”毛姆在一则笔记里倾吐了对克伦斯基的复杂心情,“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他的本事在于他能激起别人的怜惜之心,弄得别人想要去保护他,他身上有些极具感染力的东西,让你觉得自己应该去帮助他。他具有查尔斯·弗罗曼的那种非凡品质,即能激起别人为他做事的欲望。……我希望他的声音不要这样动不动就颤抖起来。听到别人如此直露地表达出如此高尚的情怀,真叫人有些尴尬。这就是英国人与俄国人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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