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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森·麦卡勒斯百年诞辰:孤独是最大的真实

卡森·麦卡勒斯百年诞辰:孤独是最大的真实 - 云也退 - 写下就是永恒

  

在卡森·麦卡勒斯(生于1917年2月19日)来到百年诞辰的时刻,她的作品也如数进入公版:四五部长篇小说和小说集,一个剧本,一部没完成的口述回忆录,基本就这些。但这些书在文艺青年中都口碑响亮:《伤心咖啡馆之歌》、《心是孤独的猎手》、《没有指针的钟》、《金色眼睛的映像》、《婚礼的成员》,她最有名的短篇小说叫《树·石·云》……在取书名这方面,麦卡勒斯真是别有心得。

 

她是“南方文学”的代表。虽然南北早就统一,但长期蓄养黑奴的美国南方,背负着打了一场败仗的历史记忆,始终同北方睡不到一个被窝里。折磨和忍耐是它的长期主题,核心的社会问题则是黑人和白人的冲突。1940年,23岁的麦卡勒斯出版了《心是孤独的猎手》,尚远离欧洲战场的美国人议论纷纷,说一个小女子怎么了解这么多人内心的秘密。小说写了围绕在一个聋哑人身边的五个健全人的故事,他们各有一腔心事无法吐露也不知如何表达,就都说给聋哑人听。麦卡勒斯原本给书取名为“哑巴”,后来改成了《心是孤独的猎手》。

 

上世纪美国最有名的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1908—1960),逢到“南方文学”出了新作就要置评几句,《心是孤独的猎手》如此畅销,自然逃不过他的评说。赖特以下的一段话,但凡提及这本书的文章都会引用:

 

“《心是孤独的猎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它震撼性的人性力量,这种力量使一个白人作家能够像写自己同胞一样,以一种放松而公正的态度来驾驭黑人角色,这在南方小说史上是开天辟地头一遭。无法用文体风格和政治倾向来解释之,它似乎缘于一种生活态度,麦卡勒斯小姐凭着这种态度克服自身环境的压力,以深深的理解和体恤接受黑白两个人种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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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发表于《新共和》。他没说错,麦卡勒斯确实是以白人的头脑来理解黑人,但是赖特本人太过敏感于肤色,因此他总是在强行把话题引到肤色上。实际上,麦卡勒斯对肤色、人种无感,况且一提种族歧视、黑白矛盾,就要扯出久远的历史,而她对探究历史是非恰恰最无兴致。她很清楚,每个人会出于纯个人的经验而形成对一个人群的看法好恶。在晚期小说《没有指针的钟》里,她借老法官之口说出一个看法: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情感”:

 

“我这一辈子都在关心涉及公正的问题,但后来我明白公正是一个幻想,一个妄想。公正并不是一根扁的尺,用同等的尺寸来测量同等的长度……强烈的情感比公正更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法官接着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到纽约,看到一个黑人男子合一个白人姑娘同坐一张餐桌,我血液里立即就生出厌恶来。我心中产生的愤怒与公证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当我看到这两个人有说有笑,同坐一张桌子进餐的时候……我当天就离开了纽约,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嘈杂混乱的地方去过,到死我也不会去了。”

 

法官认为,这种情感是无法解释的,自然发生的。法官的孙子杰斯特,天生进步左派的头脑,跟爷爷争辩起来。但当爷爷问起“如果你姐姐要嫁给一个黑人,你会同意吗?”的时候,他也语塞了。

 

这就是麦卡勒斯的看法:事实上的差异为大,不能强行违背它,但是,每个人可以凭个人经验,凭同理心和耻辱感不断地敲打不公正的建制。麦卡勒斯就曾回忆过一件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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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一位黑女佣塞西尔,才十四岁,主仆关系非常好,可有一天,麦卡勒斯和弟弟一起目送她回家,惊愕地看到她被出租车拒载,那司机还恶狠狠地说“我才他妈的不拉黑鬼呢。”她的弟弟一个人哭着跑了,卡森则冲着司机愤怒地大叫“你混蛋!”骂完之后,她并没有进一步的举动,而是去楼下跟弟弟在一起哭,手拉着手互相安慰,“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孩子是最容易养成公正之心的,成年后,接触了更大的社会图景,则会慢慢修正自己的看法。《心是孤独的猎手》就显示出了作者的早熟,麦卡勒斯设法超越黑白人种的对立来写作,赖特所见到的那种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人道主义,体现在书中人物身份的复杂上,例如,书中的黑人考普兰就不是典型的南方文学里的黑人,他是个医生,政治上则信仰马克思主义,于是他的语言就超越了受压迫人群屈辱、怨诉的层次,体现出对劳动本质以及人类普遍境况的认知。他说: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活着的每天都在出卖身体。我们早晨出门上班时卖身体,我们干一天的活儿时卖身体。任何时候,不管出什么价,不管用于什么目的,我们都得卖。我们必须出卖身体,才能换来吃的,才能活着。给我们的价钱刚刚够我们有力气继续为其他人的利益而劳动。”

 

很多年以后,在麦卡勒斯病入膏肓的1967年,别人还告诉她,1963年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到华盛顿的民权大游行,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已经由考普兰之口预言了。人们总是希望文学能够更多地干预现实,似乎,文学也只有据此才能变得不朽。

 

然而,卡森·麦卡勒斯始终无意于在那些人所共知的事情上盘桓太久;她也不太关心历史,而传统南方作家的写作几乎无人能绕开历史,因为他们要追溯种族矛盾的来龙去脉。在历史—政治—社会的三位一体之外,麦卡勒斯倾心于人的精神状态。1949年,她在一篇发表在《周刊报道》上的文章里宣称,孤独是一种美国的病症:“美国人喜欢孤身一人去厘清事实,而欧洲人安于家庭的羁绊,严格地忠于登记制度,对美国人天生的精神孤独所知甚少。欧洲艺术家喜欢结成团体或艺术流派,美国艺术家则始终坚持特立独行——不仅像所有思想创新的人一样不随社会大流,而且在他自己的艺术领域内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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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卡勒斯分析问题的角度是相当感性的,也是很私人的。她所体会至深的孤独症,只是由于她本人正是其最严重的患者。“我们美国人始终都在求索。我们徘徊、追问,但答案潜藏于各人心中……”富于诗意的文辞之下的实情是,“徘徊、追问”的独自求索者,与她身外的世界格格不入到了一种白热化的地步。“孤独的猎手”是她个人的象征——麦卡勒斯最权威的传记就以此为题,传记作者卡尔不可能找到更好的称谓来凝缩她的一生了。

 

见过麦卡勒斯的人,都对她的不合群和“事儿妈”的性情印象深刻,别人冷落她或者亲近她,都会让她感到不舒服。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说,麦卡勒斯和友人见面时,句句离不开她自己的书,说这书有多好,问别人有没有读过,并让人估计她得普利策奖的几率如何。这种强迫症一般的唯我主义,印证了麦卡勒斯有着深度的身份焦虑。她的一生中,总在扭曲自己的身份。例如,20岁就嫁为人妻,丈夫里夫斯是她眼中无可置疑的白马王子,她仍然要去找同性伙伴(里夫斯自己也找了个男伴);又比如,麦卡勒斯本名“露拉”,“卡森”是她的中间名,而在发表作品时她选了卡森,让自己看上去更有男性气息。

 

《伤心咖啡馆之歌》里的男女恋情是非常畸形的,一个强势的女人,委身于一个丑怪的侏儒;《没有指针的钟》里,药剂师马龙在获知自己可能得了绝症后,非但不恋家,反而更加害怕妻子的亲密和照顾;在《金色眼睛的映像》里塑造了两对夫妇,彼此的关系都很微妙,既有异性之爱,又有同性间的吸引,而在夫妇内部,只要互相不说话,关系就危在旦夕。麦卡勒斯的主人公们都为身份所苦,又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这种苦楚,但是,麦卡勒斯会本能地让自己喜欢的角色显得中性,例如《婚礼的成员》中的弗兰淇,和《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米克——两个女孩都是男孩性格,名字(Frankie和Mick)也都是男性的味道。

 

孤独,与他人的隔阂,压抑,都是人物的正常,打破孤独,走出压抑,反而让他们害怕。因此《心是孤独的猎手》才塑造那位聋哑人,只能读别人的唇语,理解之后付以同情的微笑,人们满意了,觉得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树洞”,人们觉得他永远在那里,却忘了聋哑人也是肉体凡胎,也有来历,有痛苦,有倾诉的需求。

 

麦卡勒斯小说里另一个受重视的内容,是南方小镇的环境:气候闷热,生活单调,往来就那么几个熟面孔的咖啡馆,落落寡合的邻居——处处烘托着人内心的孤独。《婚礼的成员》里小女孩弗兰淇渴望归属感(她向往着北方多雪的冬天),但她力所不能,因为她在保持自己的局外人的身份上投入了太多,她像其他人一样,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有了自我保护、自我防御的意识,等到真的有了归属的机会时,她就会退缩,会迅速冷淡。

 

这就是为什么,如胶似漆的情侣、夫唱妇随的婚姻关系很难出现在麦卡勒斯笔下的原因。南方小镇不容许这种正常关系的存在。到处都是古怪的人和古怪的举动。《树·石·云》中,陌生男子坐在咖啡馆内,牵起男孩的手,把玩了半天,说一声“我看上你了。”《没有指针的钟》里,白人老法官厌恶黑人,一心要恢复南方的光荣,但他又雇了一个黑人男孩做自己的秘书,不管他有多么不称职。他们似乎都不想摆脱孤独,用尽各种办法来折磨自己。

 

麦卡勒斯自己也是自我折磨的受害者。她从二十多岁起就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到四十岁时几乎离不开病榻。她跟丈夫离婚又复婚,其中充满了外人难以理解的戏剧。1940年代,麦卡勒斯夫妇移居到纽约,接触那里的文人和出版人——一个充满了酗酒、同性恋、夫妻背叛与互相折磨的圈子,麦卡勒斯剪着男孩的短发,穿着中性服装,用一副一听就是长期抽烟的嗓子说着带南方口音的美语,让接触过的人迅速在喜欢她和厌恶她之间选定了立场。她不在乎被人讨厌,因为她正好以此来折磨自己;她的孤独症不是治愈的对象,而是她持久的实践。

 

当认识她的人全都离世,“孤独猎手”麦卡勒斯的热度却在上升,因为新世纪带来的一切变化都无助于缓和人们的孤独。互相联络,抱团取暖,将心事诉与他人,仍然是人的需要和本质特征。不管是以“心是孤独的猎手”还是“哑巴”为题,麦卡勒斯的小说,都映照出了他们的一种真实,一种在精神世界里占据了最大面积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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