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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堕落的孩子们  

(载《第一财经日报》)

我读西书译本太多,对翻译家总是感恩戴德。我拜谒过(并作《冷兵器时代的博学》一文充当访问记)的老翻译家钱春绮先生,已于两年前仙逝于九十高龄,他译过《浮士德》、海涅诗、波德莱尔诗、瓦雷里散文,八十多岁还译出一本译注翔实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德语、英语、法语、日语皆通,在四十年代就开始听法语和日语广播,因此,很自然的,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到了语言学习上。钱先生说,他那个年代人特有的典雅高致,是来自开蒙教育:

你对私塾有了解吗?我小时候上的是私塾——不读《三字经》、《百家姓》什么的,我那时读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左传》,虽然也是死记硬背,但是,背诵确实是很有益处的。我最喜欢《左传》,我觉得左丘明的笔法是最经典的,他不用虚词,但是文句的意思非常畅达。当我把《左传》里的篇目背下来之后,在翻译中那些凝练的词句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到头脑里。

钱先生的态度让我有一点意外。我说的是私塾,不说鲁迅那篇收入语文课本、被用来揭露旧中国之恶的文章,私塾和旧式学堂在消失之后可谓备受污名化。民间的说法,私塾就是三个字:“念背打”——念完了背,背不出打。民间故事里聪明的孩童多半有本事捉弄先生,先生则一副酸腐秀才相,教书草草敷衍,脾气一上来就欺负绝大多数天资一般的孩子。我过去读的书里,教书先生必须在有封建地主在场充当反派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全知叙事者的同情,担任无产者的代表,设法用才智让土老帽和吝啬鬼出丑。

这些说法或属实情,但凡事看站在哪个角度来说。国文功底浅的,当年就算是在私塾里带头滋事,未来恐怕也无法写出令人信服的“上学记”。旧学堂就是人脚上的靴子,即便大小不合,一旦上路了你就得适应它,并设法克短求长,彼此磨合,纳为己用。钱先生就是适应它的人,但凡是能留下有意义的回忆录的民国人物,多少也都受惠于它们。

张倩仪在《再见童年》里引用的胡适对旧学堂的印象就是负面的,但不失公允:“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死背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显然,立场决定态度的问题,因为胡适自己得到母亲资助,得了先生特别关照,“每天总遇得几句可懂的话”,不然的话,没准他也会把先生打成见钱眼开的势利小人。但话又说回来,如张倩仪精确指出的,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荒废学龄,“这些堕落的小孩……以不成才的多,写成自传的更是绝无仅有。”

虽说是被动改革,但是从学塾到学堂的转变,毕竟是晚清政府在新世纪初的一个深泽后世的举措,当时清朝从省到县的各级书院都被改为大中小学堂,随后便是1905年科举的废除,张倩仪写道,自此,“一切士子由学堂出身,进士及第的价值换成了学堂的等级。”而同时,旧塾作为青少年教育最有效的机制,依然在全国各地大量保留,与新学堂长期并存,等于给中国人增加了受教育的途径。张倩仪引了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中的观点说,当时在中国,除了人烟稀少的地区外,“教育在所有地方都很发达”,这便看得出来,传统士绅文化在地方上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新学与旧学并举,虽然互有冲突,但贵在没有哪一派能一手遮天,排他性地推行一套自己的知识和话语体系。

钱春绮的经历非常有代表性:他最早上的依旧是学塾,但是进入中学学堂,他就能上到德文课,读到法语原版的《恶之花》。这可能是一种地域优势,据张倩仪《再见童年》中所记,上海等地方的旧学校,比之内地更加重视英文,大中小学皆如是,要知道,1872年8月11日,晚清第一批官派“留美幼童”就是从上海启航的,蒋梦麟1898年就能在绍兴进入中西学堂,更不用说从上海到广州分布的大量教会学校,江南一带可谓西学的首善之区。在晚清民国时接受教育,如果内外条件和运气够好,“学贯中西”当不是梦想。

如果套用启蒙—革命双重变奏这一近代史研究的老路数,那么可以说,晚清民国教育的一大悲剧就是每到政府主动启蒙、试图循序求变之时,局面总是被革命的理念和运动频繁地加以打断。对近代史关心颇多的陆建德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谈到过20世纪初学潮对体制渐进改革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他的感叹与雷蒙·阿隆对六八年一代的不满很相似,认为年轻人不懂得珍惜政府提供的教育机会;张倩仪谈到学生的心理,说这主要是因为“天地君亲师的中国传统道德约束,这时的学生已经不再无条件遵循了”,当然,“普遍弥漫的亡国危机感”是个大背景,危机躁动之中的人难免要寻机爆发,所以老师行为失当也好,学生故意找碴也好,“一切合理不合理的冲突都是导火线而已。”五四运动过去是纪念的为多,这十年来则“反思”的声音日重,便是学潮的负效应,激进运动的合法性,以及中国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受到的关切日甚一日。

《再见童年》里所引胡适、蒋梦麟、冯友兰、蒋廷黻等人言论,常让我想起一位大学同学,四年之间我听他数落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昏庸死板,进而反对中国式的英语教育,该有一千次之多。自然,他的考试成绩不值一提。日后我在网络论坛上讨论起这个问题,不少已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人结为反方,说学不好英语就责怪体制的,别的方面必然也一事无成。这看似又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例子,然而细想,一个人对待儿时教育的态度,也确能看出他的成熟程度,清贵谦和的人常常挂心的必是什么成就了自己,不会动辄流露“我现在这样还不都是它害的”的意思。即便鲁迅,他难道就不曾从“三味书屋”取到些许汉语写作的真经?

体制总是有缺陷,甚至有很明显的漏洞的,何况是在内忧外患的年代。不过,比起晚清民国的政治体制来,那时的教育体制似乎有更多的营养可以汲学:它算得上是真正多元的,能给不同阶层的人以多种选择。《再见童年》里所援引的那些对旧教育的记忆,书写者都是未曾堕落过的孩子,他们大多是早慧的人,对他们而言,逃学、弃学或日后参与各种学运,因体制的弊病而选择堕落,其实相当容易;但他们会告诉你,修行在自身,珍惜在自身。此外,科举制度的终结,在百年之后也成为知识分子们竞相回眸的对象,有识者都有这么一个共见,那就是汉语之败坏绝非仅仅始于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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