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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者爱因斯坦

温和、害羞和谦虚

——漂泊者爱因斯坦

 

云也退

 

 

前往特拉维夫大学,需要沿着一条宽阔的大路走上很久,这条路以“爱因斯坦”命名。我跟一个行人打听了下还要走多久。“很长哩,”他说,“爱因施坦路很长。”

Einstein”的德语发音是“爱因施坦”。在戈兰高地上最大的一个基布兹,我遇到一个秀气的男孩,他坐在门廊里,安安静静地读一本红色封皮的书。“这是什么书?”他爷爷说了:“爱因施坦。”拿来一看,是一些短章的汇编,应是“爱因斯坦箴言集”一类的东西。

好像爱因斯坦是个众所公认的“完人”,他与孩子们的关系尤其为他加分。他有大量与孩子的通信内容都已公开,最有名的一封回信是写给一个请教他数学题的小女孩的:“对不起,孩子,在数学这方面我不比你会得更多。”以赛亚·伯林的文选《个人印象》里,有一篇叫“爱因斯坦和以色列”,伯林称他为一个“完全没被五大洲的敬仰和无与伦比的声名腐蚀的人”,他给爱因斯坦写了很多好话,读了却不觉得起腻,其中有三个形容词是连用的:“温和、害羞和谦虚”。

这三个词,非常眼熟,因为它们也可以安在伊扎克·拉宾的身上:除了极端右派,一般以色列民众都是怀念拉宾的,不提当年奥斯陆计划的是非,人们怀念拉宾的平易近人,总是率先走到大众之中,同他们握手;怀念拉宾的害羞,公开说话就会脸红,同阿拉法特握手的那个历史时刻,他的领带还是克林顿帮着系好的;怀念拉宾的谦虚,从不提军旅生涯的辉煌,一直到死,家里不过几分薄产。这三个词,在以色列话语里是对一个人的道德的最好的评价,何况他还是一个对国家贡献卓著的将军和政治家。

爱因斯坦也如是。

伯林在文章里提到了爱因斯坦同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上世纪初兴盛,散居各地尤其是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犹太人,在复国主义积极分子的组织和犹太财团的支持下,往巴勒斯坦地区移民,等到人越来越多了,就可以组成政治实体,争取建国。但这只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伯林说,爱因斯坦,作为知识分子,主要是个“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这类人是从重建、复兴民族文化的角度出发,来考察移民建国进程的,他们认为,单单移民建国还不够,重要的是文化血脉是否能通过新生的国家来承而不绝,所以,爱因斯坦重视的是“创立一个社会和精神上的中心”,一种“整个犹太民族共同精神的化身”,支持犹太人的建国事业,是因为唯其如此,犹太人才有条件继续追求他们的理想,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追求知识本身、酷爱正义以及渴望个人独立”。

这里当然有个最根本的矛盾:犹太移民同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原住民之间会发生龃龉。这种情况,以及由此牵扯出的正义是非,总是让人踌躇难断。爱因斯坦知道这是个两难。他心目中的价值序列是这样的:以世界主义为先,希望两个民族能通力合作,当发现这只是一种幻想时,他带着几分失望,站到自己民族——犹太人的一边,支持他们的建国事业。在那个局势一日三变的时代,犹太人是成功地把自己同其他争取独立的民族拉到一条战线上的,如果不从结果倒推过程,那么我们应该明白,在没有国家之前,所有关于国家的想法都不过是梦,投入此梦的人,比拼的只能是意愿的坚定程度、领导力和团结。

所以伯林写道:“他毕生痛恨民族主义,但他承认民族存在的某种形式对犹太人是极为必要的。”民族主义是导致犹太人在欧洲落难的根源——如德雷福斯事件,波兰、俄罗斯的屠犹事件,当然还有纳粹大屠杀——但犹太人要得救,又不能不借助民族主义的力量。如果用法国知识分子的情况类比,那么爱因斯坦既有加缪的世界主义道德感,又有雷蒙·阿隆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知道矛盾的双方不可能同时照顾到的时候,主张于两害之中取轻。爱因斯坦在德国时,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但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就不再犹豫,他晓得,接下来的局势,不能再由和平主义者和善心人来主宰了。

他移民到了纽约,意识到战争难以避免,反对纳粹的斗争一定会流血的。与此同时,他也明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不可能彻底避免冲突。同他一同到美国的,是另一位流亡的物理学家列奥·切拉德,两人联名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警告他说德国人正在开发核武器,美国得加快必要的核武研究。美国于194112月启动了曼哈顿计划,因此,爱因斯坦被视为影响二战结果的决定性人物之一,然而,他本人虽然上书,却又没有参与这项计划的实施。二战结束许多年后,爱因斯坦跟一个朋友说:上书罗斯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错误之一。

谁都无法躲开极端立场的诱惑,但一个“完人”不会在任何程度上一意孤行,而总是设法在各个立场之间挪移调整,一旦走得过远,“温和、害羞和谦虚”的品质就要作祟,就要从相反的方向拽拉他的脚步。爱因斯坦就是这样做的。他懂得,再正确的决定也不能一路贯彻到底,当正义得胜时若不及时掌鼓鸣金,就可能变成压迫的力量。

正因为此,那些恪守道德的人才往往变成漂泊者、陌生人。爱因斯坦看到了以色列的建立,但他从未考虑过移民,“他深深怜悯和同情那些政治迫害、社会歧视、经济剥削的受害者”,显然,这些人中包含了因以色列的建国而丧失家园的人们。若没有这种同情,他固然是一个“忠诚的犹太人”,却无法实现内心的圆满。伯林所写的另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长期致力于在英国和巴勒斯坦之间搭建桥梁的哈伊姆·魏茨曼,也是这样的人:也是个科学家,以及一个始终受到柔软心肠所制约的、不够坚定的外交高手。

魏茨曼当上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统,一个基本只有象征意义的职位,他干了四年,以78岁的年龄辞世。爱因斯坦比他小五岁,总理本-古里安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接任总统。在海法市的一家咖啡馆里,政坛巨头和科学伟人进行了一次堪称历史性的会谈,爱因斯坦婉拒了对方的好意。理由很简单:哪怕只是坐个荣誉性的总统位置,思想的独立性也会受干扰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他内心所求,但作为世界级名人,爱因斯坦又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名声被人借用。

尘埃落定的时候,漂泊者的秉性便显露无遗。爱因斯坦终究不情愿归属到一个事实之中,他只喜欢参与到催生事实的过程里,一旦目标达到,运动感消失,“温和、害羞和谦虚”,或者还有某种怀疑精神,就像苏醒的上帝一样朝他猛踢一脚,重新让他旋转起来。以色列人世代感戴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参与创建了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并把一生的藏书、笔记、档案都留给了它,也是因为他的个人性格,而不是因为他参与到肯定那个事实的合唱之中,向以色列国献上了赞歌。1949年,在另一个获得“新生”的民族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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