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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芬兰车站,成就一段历史

到芬兰车站,成就一段历史

 

云也退

 

 

“我无意推断”,“我不愿评断”,1971年,埃德蒙·威尔逊在人生抵达终点站前,及时地为新版《到芬兰车站》写下了一段弁语,也是他最后一次点评苏联的共产主义实践——另一种意义上的“盖棺之论”。其中,他连连说“不”,不评判苏联独裁政权是否空前绝后,也不断定斯大林就是俄国沙皇里最残酷的一位;他希望读者把这本书“读作一部基本忠实的记录,它记录了在革命家们看来,他们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所正在从事的事。”

意思很明白:读者诸君,莫把我同“红色史学家”混为一谈,我只是客观地记下了一群人的主观认识——他们是怎么看待革命的,怎么描绘愿景,以及,怎么将认识付诸实践。此外,威尔逊还承认,他当年过于轻信苏联官方对列宁的描述,而忽略了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问世的一些批评列宁的言论与作品。一句话,他是被立场给蒙蔽了一部分心智。

大萧条期间,在看过阿拉巴契亚和底特律的工人们的艰难处境,在肯塔基的宾内维尔,亲眼目睹了罢工的矿工如何将石块砸向军警和政府之后,著名的美国文化批评家威尔逊踩上了左派的步调。共产党不是他心里毫无疑问的伟大存在,但是,威尔逊觉得,假如资本主义之死露出了端倪,那为何不举双手欢迎变化的发生呢?“变化”——有时候,时局中人未必在乎历史是进步还是退步,他们只是希望有点“变化”发生。

你若认真读过《到芬兰车站》,没准会为威尔逊的“一时糊涂”而庆幸。这本书,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脑子——既肯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开创性贡献,又揭示它们潜在的危险;既赞扬列宁和十月革命,又批评革命者和苏共随后的堕落——写不出来的,而它的偏颇,它对列宁等人的美化,既是其短,又是此书的能量和感染力所在。1935年,《到芬兰车站》开始撰写时,威尔逊还兴冲冲地告诉他的好友、著名小说家多斯·帕索斯说,斯大林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鞠躬尽瘁。不久,他便得到一次去苏联访问的机会,回来以后,同罗曼·罗兰以及安德烈·纪德一样,发表了一部访问记,透露了看到真相之后立场的转变。不过,尽管他已经完全清楚苏联建不成民主体制,而且政治机器已在国内建立了独裁统治,他还是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这一串人物所缔造的“变化”抱有感情;对他这样的左派来说,没有什么比“指出一种可能性”更为宝贵的了,更何况,俄国人还在列宁的领导下去实践了。

任何一个新鲜的运动,一个与之前的历史、理论、观念构成决裂的东西,若要想立住脚跟,逐渐抓住更多的人心,都需要它的开创者投入以巨大的信念,给足推动力。马克思的墓碑上镌刻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干净利落地从形上沉思跳到现实实践。“到芬兰车站”一语的主语是列宁,所谓的“革命大导师”,但其实,威尔逊在叙述马恩的篇幅里,亦耗费笔墨来描写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的不同之处:

 

[马克思看起来像是]一位精力充沛、性格强烈且信念十分坚定的人物——以外表而言也是相当突出特别,满头黑色的卷发,两手长满了毛,身着一件斜边扣子的外套,给人一种望之生畏的印象,即使他的行为有时显得相当怪异。他的动作有些笨拙,却大胆而充满自信,他的仪态言行和社会传统格格不入,但却孤傲不群,讲起话来声音洪亮有力,非常适于发动煽动性的批判言论。他不开口则已,一但开口必定语惊四座,这让人感觉他对人类心灵了如指掌,能够轻易加以掌握驾驭。……”

 

这是威尔逊引用俄国学者安年科夫所述的马克思印象,此人记述了马恩与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的争论,十分传神,马克思被魏特林的书生之言激怒,挥拳砸了桌子,“桌灯差点掉了下来,他跳起来,大叫:‘无知完全无济于事!’”显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所做的事。

马克思不但与过去的哲学家决裂,与同阵营的那些缺乏实践勇气与抱负的知识分子也一刀两断。萨义德称他是“伟大的现代二度思想家(rethinker)”,反省、推敲、破坏先哲的理论,建立自己事业的开端。乔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说,马克思的职责,就是要第一个证明历史尚未终结,到他那时为止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似乎已经为世界定了调,其实不然,资本主义是促成了人与他本质之间的分裂,而非缓解了它。马克思要让人成为社会变革的真正起源,所以,人就不能同他的目的相分离,而是要与其行动合二为一。

这就是革命导师在给将来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绘制蓝图,埋伏引线。评论家刘易斯·梅南德写道:“历史学家所想象的‘马克思’就像马克思本人那样在行动,在每个新的环境里持续不断地做着什么事……人充填入时间;世界随着人物的脚步行进而转动。在我们面前,历史显示出一种线索来。”《到芬兰车站》就是要写出一条线索:从法国大革命,到巴贝夫、圣西门、欧文、傅立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到“历史行动者”拉萨尔、巴枯宁,再到列宁、托洛茨基、威廉·李卜克内希、罗莎·卢森堡等等,理论一步步发展,行动意识则一步步明确。

威尔逊虽然写了马列二人的众多不同,可读者会感到,马克思从理论上和人格上都堪称列宁的先驱,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起起伏伏多年后产生的一位集大成者,他一样擅长理论,言辞咄咄逼人,不知疲倦,更重要的,是一样坚定、顽强、百折不挠,为了达到目的,不但能挥拳抡桌,还能掀起血雨腥风、流血漂橹的战争。威尔逊写了列宁的酷厉手段,也写了他对托洛茨基的排挤,但他又说:

 

“……如果他(列宁)成为独裁者角色,这似乎也是俄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使然。但是,他变成统御一切的独裁角色时,也绝不像一般政治家那样是出于追求个人的荣耀和利益,我们可以这样说,列宁是少有的没有私心的伟大政治人物,他从不注意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报章杂志上,他不要求人们对他表达敬意,他不会注重自己的仪容外表……他有许多政治敌手,但他从不会想置对方于死地……”

 

这些描述中的片面甚至幼稚之处,威尔逊后来都予以承认。不过,如梅南德所说,在几十年后读《到芬兰车站》,更应该予以注意的是此书的副标题“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历史是威尔逊的真正主题,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社会主义史上林林总总的人物,他们所掀起的“变化”,最终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率领下,通过一个民族的集体行动而完成了一段历史,自此以后,不管苏联如何嬗变,是红旗猎猎,天下归心,抑或失道寡助众叛亲离,谈及20世纪,后人必然绕不过“十月革命”——而成就历史,对于一个人完竣其人生的意义而言,乃是关键中之关键。

此即马克思理想中的“人与目的的结合”,实现方式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与马恩列一样,威尔逊也相信历史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众人的行动,不管是理论家还是革命家,是书斋学者还是沙场战士,都早已被历史安放在它的沙盘里面。而且,各个孤立的事件之间都有影响乃至决定关系: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个必然结果,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是资本主义为自己培育的“掘墓人”。

历史决定论,在苏联和东欧政权垮台之后一直灰头土脸——其实它的危机早已降临了,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有很好的论述。然而,《到芬兰车站》引导它的读者去了解与思考,为什么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时,欧洲有那么多人期待着变化出现,并且合力促成转折的发生?这些人,除了马恩之外,还有意大利的马志尼,还有俄罗斯的赫尔岑,除了哲学家,还有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甚至还有诗人波德莱尔……他们所做的事,不管是著书写字还是兴兵举义,皆有一共同特征:加速现有的东西的腐朽。

《到芬兰车站》第一版问世于19409月,一个极具讽刺性的时间点:就在一个月前,托洛茨基的脑袋被一把冰斧劈开,就在一年之前,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给希特勒入侵波兰扫清了最后的障碍;而之前的三四年间,苏联人在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及各种迫害行动之中噤若寒蝉。在苏芬战争爆发,苏联意欲吞并芬兰时,威尔逊曾懊恼地告诉朋友:“我该给芬兰车站收尾了。”

基于此,我们可以质疑,被“变化”终结了的过去是否真的腐朽不堪,无可救药。不过在威尔逊看来,后来的事,与革命本身并无太大关系,正如“马克思主义者”犯下的过错,也不能随意推到马克思头上一样。威尔逊选择接受历史决定论——至少是“历史有计划论”,因为,参与进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对每一个终有一死的个体来说,绝对是一场冒险,但当这场变革如愿载入史册,成为一个百科词条或无数著作的考察对象,它就拥有了无上的权威,它所开辟的可能性就得到了承认。《到芬兰车站》是根据这一思想写成的;而罗莎·卢森堡,也是根据这一思想,给列宁投去了如此的赞美之词——尤其是最后一句:

“采用这样还是那样的策略是次要的,无足轻重,要紧的是无产阶级行动的能力、行动的力量、对这种社会主义权力的欲望。在这些地方,列宁和托洛茨基及其战友们是第一个,他们走在了前面,给世界无产阶级做出了榜样;他们依然是迄今为止唯一可以像胡顿(新教改革时期路德派之一员,态度激进,行动果断)一样喊出‘我挑战过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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